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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史为民 何岚著第十章 扭曲的生活
目 录五、萌动的青春
六、苦恋
七、病伤的困扰
“个人问题”一二三——“生病乃人生一大幸事”
五、萌动的青春
一大群年轻人集合在一起，有男有女，最难控制的是人们相互间的感情。用行政手段把男女分开，简便易行，于是各兵团几乎无一例外地分建男、女班，男、女排，甚至像前面所说的建个“和尚团”，但终不能起到男女之间完全隔绝的作用。每一个连队几乎都是男女一起劳动，同在一口大锅里吃饭。要把青年人管住，不让男女之间发展出恋情，真不是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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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领导总会郑重其事地宣布：生产建设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兵团内部不许谈恋爱。一道男女之间的大墙，就这样矗立起来，并且设置了层层禁网。男女问题不能想，想想都是罪过。
强制的禁令毕竟不可能封锁住青春期的冲动。正如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六团武装连战士的天津知青潘剑秋所指出的：“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大多数知青曾有程度不同的性压抑，但性压抑与性犯罪毕竟不能同日而语。可性压抑导致知青出现这样那样的事也不是没有。”经常出现的“丑闻”是这样的：
经过女班宿舍窗下，听到一阵嬉笑声，他本能地转头望去，只见女班有人裸露着上身在擦洗。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他的心狂跳不止，他毕竟是二十刚出头的后生，青春年少，异性的强烈吸引，不禁使他多看了几眼。这时，刚好女班有人出门，正巧看到，于是一桩“流氓事件”发生了。
厄运接踵而来，领导的白眼，同志的冷嘲，以前常挂在队长嘴上的“吃苦耐劳”、“为革命苦练基本功”等等赞扬话，再也听不到了，一个曾屡次受到团嘉奖的标兵，一夜之间，竟变成为“想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屯垦戍边的叛逆”、“流氓分子”。
熄灯号刚刚响过，女宿舍那边传来纷乱的嘈杂声。两个惊魂未定的女战士向人们作了如下诉说：她俩结伴小解，蓦然看到厕所墙角处有一个黑影，用手电光扫了一下，是个男人！她俩惊叫，那人飞快地跑了。
闻讯赶来的连长听完汇报，立即向四周派出了搜索的人，同时下令全连集合清点人数。天！应到人中独独缺了一个Z……
当时是兵团初期，男女大防是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言行都被视作几乎与“反革命”同等的罪孽。人们对此类人除了痛恨，还另增了一层轻蔑。连队里没有政治罪人。Z“图谋不轨，伤风败俗”，当属头号罪人……
以这样的“罪过”被钉在耻辱柱上，戴上“小看”或者“二看”、“三看”帽子的人，后来大多带有精神压抑的症状，甚至就此改变了人生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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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的生活，艰苦的劳动，需要精神上的调剂，尤其是缺不了异性的抚慰。“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领导摸得准着呢。缺少女性的连队，甚至会有人公开向领导提出要求。黑龙江兵团一团的参谋长，在本团最艰苦的木耳连，就听到子来自知青的这样一条意见：“我们到这儿两年了，每天几十个汉子抬头不见低头见，真没意思，干活儿也打不起精神。生活苦点没啥，谁让我们是改造对象呢。可两年了，好像缺了点什么……团里能调一班女生来，三五个也行，我们不让她们干重活，给大家做做饭。只要有女生，我们就是在这里干一辈子也认了。”领导理解战士们的心情，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很快为这些单一性别构成的连队调进了一批女知青。“和尚团”、“和尚连”对女知识青年的欢迎是空前热烈的：
当这批女青年到来之际，加工厂机器停转了，卫生队医生停诊了，商店早早停业了……尤其正赶上砖瓦场出窑，他们来不及洗涮，污头垢面地涌向道口，边跑边喊：“去晚了没有了！”欢声笑语响作一片。
女人的力量是无穷的，何况是同我们同命相怜的女知青。自打女知青进了连队，连里出现了“两少两多”的新景象：带赌注打扑克喝酒撒疯的少了，不讲卫生的少了；讲究穿戴的多了，写情书的多了。从不洗澡的哥儿们精心地用香皂搓洗起那双臭脚；从不看书的，捧起书本从中摘寻情场中可用的词句；张嘴就吐脏字的，谈吐居然文雅起来；从不系裤子“风纪扣”的，出门前也注意检查起“风纪”。
男知青似乎总是主动者，女知青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并且对所谓“个人问题”有着深深的恐惧感。黑龙江兵团一位女知青写道：
“个人问题”，这个在北大荒知青中难以启齿的问题，怎么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敢打赌，无论是外国的弗洛伊德还是当今中国数以“打”计的恋爱专家，谁都无法想象当年的兵团战士对爱情所抱有的那种嘲笑和敌视。我们上北大荒干什么来了！
屯垦戍边、反修防修，人人向往着悲壮的献身。如果是恋人，那么也就失去了献身的资格，而被知青们嗤之以鼻。偶尔有知青恋爱，偷偷见见面，一旦被发现，就会有大群知青哄着喊着：“抓猱头去啊……”跑到他们身后，大声地喊叫直到冲散他们。
我没有加入过这样的队伍，但一听到“战况”，便感到过瘾，禁不住拍手称快……
现在轮到我了。那“消息”似乎激发出内心的骄傲。我毕竟是个女孩子啊！躁动在内心深处的青春，难以泯灭的虚荣。我感到了新奇，紧张而且激动。要知道这是一个新建连队，那么多的知青，我成了第一篇爱情故事里的女主人公。我甚至想自己是不是该认真地考虑这个从天而降的“个人问题”了。然而那甜甜的梦只温柔了我几秒钟，自责、恐惧和自尊变成了一把把利剑，刺穿了我的灵魂，罪孽感攫住了我……
我为最初那一闪念而羞愧，又咬牙切齿地想到了那些用别人的“个人问题”来消遣提神儿的庸俗无聊之辈。我恨他，恨他“满城风雨”地处理“个人问题”。
蓦地，我想起了什么，疾步向连部奔去，去向指导员交待“个人问题”……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上他头一次真诚而且也是大胆地叫我明白了一切。我拿起笔，写了一封回信，记得信中有如下的话：
我们都是共青团员，我们都还年轻，应该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事业……
出于“相信组织”的动机，把来自异方的求爱信交给领导，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行为，但是领导的介入，反而会使矛盾激化。1970年冬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七团发生过这样一幕惨案：
有位小黄姑娘，长得白白净净，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很动人，加上性格活泼，爱笑爱闹，恰好连里哈尔滨知青小江看上了她。
小江在武装排，自恃出身好，根正苗红，胆大无边，利用打水的机会，塞给小黄表示爱慕的信。小黄那时才十六七岁，单纯得像个孩子。来兵团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的，谈情说爱，岂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何况正在积级争取入团呢。于是她便不假思索，把信交给了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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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认为如此大事，岂可等闲视之！马上召开全连大会，当众宣读了这封信。小江一听气炸了，当场与指导员争吵起来。为了镇住局面，指导员立即命令两个知青手持冲锋枪把小江看押起来。小江傻眼了，心想武装看押，必是敌我矛盾，哪还有生路可言？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顿时萌发了杀人自戕的念头。那两个知青挖了一天土方，熬到半夜便支持不住睡着了。小江便偷了武器溜出来，准备先杀小黄出气。谁知走错了宿舍……小江见杀小黄已不可能，索性把一梭子弹向这间屋里扫去。屋里六人，两死两伤……小江随即冲到晒场，爬上豆秸大垛，拉响了揣在怀里的手榴弹自杀了。火光冲天，尸体烧成了黑木炭一般。在他跑过的雪地上，偏偏留下了一本残破不全的《普希金诗集》。于是一时间议论纷纷，大意为这种大毒草害死了小江……
死去的固然可惜，活着的又何尝容易？“人生如逝水”，就这样地流去了么……
六、苦恋
感情的火花，一旦进发出来，是任何力量都难以遏制的。勇触禁网的男女青年，在各生产建设兵团都有，他们走的几乎都是艰难曲折的恋爱道路。
兵团组建初期，领导对于男女之间偷偷建立恋爱关系的知识青年，无不采取严厉打击的办法，以起到“杀一做百”的作用，并由此酿成过悲剧：
1969年，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满怀崇高理想来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领导三令五申：兵团战士不许谈恋爱，男女不许单独说话。心理定势形成了，我们认为，男女之爱是肮脏的，只有同志的情谊才是可贵的。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将男女接触视为洪水野兽，但那些年龄长我们几岁的知青，却按捺不住青春的骚动，男女间开始偷偷交往。晓兰就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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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晓兰同马车班长大黄相爱了。大黄是来自农村的复员战士，32岁。大黄准备回老家探亲，临行前向连队打了结婚申请报告。报告说，他与晓兰相爱，探亲回来即结婚，然后匆匆赶回河南，向老父报喜。
连首长们震怒了：居然敢提出结婚！准备开批判会，大黄不在，就拿晓兰开刀。杀一做百，看谁以后再敢干这些无法无天的事。
晓兰逃跑了……她要去找大黄，要和大黄按农村习俗举行隆重的婚礼，然后双双返回连队。那时他们将是合法夫妻，谁还会再批判他们呢？
他们回来了……晓兰、大黄被分别关了禁闭……女生排开批判会，斗争晓兰……我们义愤填膺，“批倒晓兰！”呼声四起……接着是全连的斗争会。“把大流氓大破鞋晓兰押上来。”随着一名男知青愤怒的吼声，晓兰神情木然地走了上来……批斗会进入高潮，凡是平常有过接触的男女都被点了名：受到了严厉警告。
两个月后，处理意见终于下来了。晓兰交群众监督改造，大黄被遣送回河南老家……知青大返城，晓兰终于得以去河南和大黄团聚。
……
“什么恋爱？这叫乱爱！”
“恋爱？”这真让人心扉颤动。刚到兵团，我们所有知青的年龄都仅在17岁左右。“恋爱”——对我们这个性发蒙的年龄，还是一个羞于提及、似带贬意的词儿。连长这是在骂谁呢？……
秦国建的好朋友捎话给琦云，说秦国建真的喜欢她，而且就是为了她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的。当时，琦云是向有关领导写了血书才得到了扎根边疆的资格，面临从此音讯两茫茫的危险，秦国建心一横，舍了参军入伍的光荣前途，转而报名支边了。
听罢此言，琦云心头翻了五味瓶。想不到竟然有人为了自己作出这样大的牺牲！可是，她并不想就此依傍并未爱过的秦国建，为了对秦国建，也为了对自己负责，她约请秦国建尽早一谈，哪知会有好事者密报了连长。
当晚，连长接到信息，立即率领几个民兵扑到田坝里，想来个“捉奸捉双”。结果呢，琦云快刀斩乱麻，早就三言两语，了结了秦国建的单相思。连长一行人扑了个空，在冷嗖嗖、空荡荡的田坎上转了一圈，回来就气急败坏地紧急集合，大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本来就不成其为事实的一个幻影，反而无中生有地作了被批判的众矢之的……
秦国建的痴心是有目共睹的，可他俩志趣不投也是有目共睹的。此后，他们共同经历了调离兵团的艰难，在极平常的气氛中，例行公事地结了婚。琦云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因才华出众，当了高等学府的教师，有学术专著出版。而秦国建成为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人，业余牌手。两人始终没有情投意合，前不久协议离婚了。他俩都曾分别告诉我，总算了结了一个梦……
因为正当的“恋爱权”被剥夺而自杀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女战士写道：“一位曾在云南农垦总局青年科工作过的朋友告诉我，那时他们每年都要统计一种报表——知识青年死亡情况统计表。在“非正常死亡’一栏里，排第一位的是自杀人数，而在自杀人数中排第一位的，则是因未婚同居和恋爱纠葛而自杀身亡的。”
禁网是被慢慢撬开的。对兵团战士中的高中和中专毕业生，谈恋爱的限制逐渐放松，并终于允许他们结婚，于是各连队先后出现了“第一对”知青夫妻。但是，对初中毕业生的限制并未因此而作废。彻底地放开，是在1974年之后，兵团面临解散的前景，领导不愿再过多地干涉知识青年的生活问题，而且多数知青已经是大龄青年了。男女之间的大墙终于坍塌了。一时间，交朋友、谈恋爱成了时髦的风气，从北疆的兵团一直刮到南方的团场。所有的秘密在几天内就全部公布于众，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暗地里隐藏了如此多的恋情，似乎大多数女战士都早已有了恋人，有的男士乃哀叹“地球已被瓜分完毕”。兵团后期的这种大开放，造成了对前期限制政策的反冲和嘲讽，人们的行动终于自由了。
爱情是崇高的。正如一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所说：“兵团战士的爱情，纯得透明，不掺杂半点'铜臭’，也没有物质与权力的交换。在这些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兵团战士心中，'爱情’是神圣崇高的字眼，在他们的'爱情天平’上称的只有'情爱’……”他自己对爱情的感受是这样的：“兵团战士的爱情像'苦茶加糖’，鲁迅先生说'苦茶加糖其苦味如故’，但其中的甜蜜，毕竟给苦涩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和欢乐，艰苦的兵团生活也使我们更加感到爱情的甜蜜”。他和他的恋人，就是经过了多年的爱情交往，终于在1977年建起了幸福的家庭。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知青也有同感，他认为：“想想上山下乡有九弊而存一利，那就是透明度高的恋爱观和爱情观。”他的感受是：“生活、爱情真是奇妙，无限的苦闷被津津有味的闲扯冲淡，在这闲扯中写下了历史的一页，引来了我终生享用不完的欢乐。”正是在这样的爱情驱使下，有多少兵团知青完成了恋爱、结婚的重大人生历程，谁也说不清。年轻人的初恋，即使最终没有完满的结果，依然会深深地刻在他们心中。一位内蒙古兵团的知青，至今仍忘不了他在兵团的恋人、被骨癌夺去了生命的珊妹。一个黑龙江兵团的知青，今日依然对着兵团恋人留给他的纪念物怀旧，还是孑然一身。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面。当人们开始公开选择恋爱对象的时候，正是知识青年们最苦闷、绝望的时候，知青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对枯燥的劳动、学习已经厌倦，只有男女间的情爱才能给人以刺激和消磨时间。未来的家庭生活，在多数人心目中只有一个恍惚的影子，先爱起来再说，走到哪步算哪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于是，就有了未婚同居、未婚先孕、未婚先育，也有了匆匆忙忙的结婚和离异，甚至也会产生一些悲剧。黑龙江兵团三十一团的寒歌和雁梅是一对恋人，在谈恋爱期间，雁梅怀孕了，他们一起返回了哈尔滨：
可哈尔滨迎接雁梅的，是父母的盛怒。邻里多年的两家也反目成仇。她的父母到寒家大闹，坚决反对女儿与寒歌的婚事。
这能怪谁呢？能怪父母吗？知青成婚，就意味着永远的“扎根”，更何况，“未婚先孕”，过了线了，还能不受到惩罚？受惩罚的人还能回城吗？
然而这一切却动摇不了雁梅的心，她深爱着寒歌，也有这爱的结晶，她死心踏地地跟定了寒歌。
父母管不了女儿，就把雁梅赶出了家门。含着泪，这对有情人带着刚刚满月的孩子，回了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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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辛茹苦的生活，无脸见人的压抑，丈夫的顶撞，种种辛酸、苦楚，一齐涌上雁梅的心头，她精神崩溃了，泯灭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她趁寒歌不注意把一瓶“敌敌畏”喝了下去……寒歌失去了雁梅，接着又失去了自由，莫名其妙地被判处一年徒刑，说他迫害患难的妻子，致使妻子死亡。可怜的寒歌，在劳改期间，又摔断了锁骨。
1973年9月25日，上海市赴兵团检查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进行调查后指出：一师四团知识青年发生男女关系的有114起，怀孕26人，人工流产18人，生小孩20多个。一团1至6月到医院流产的162人，三团四营生小孩32个。别的兵团也有类似的现象，只不过不像云南兵团这样严重。为了离开兵团，有一些女知青不惜托人在地方单位找对象，工人、干部、解放军都行，就是不找农民和知识青年，无怪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把女知识青年称为“全国粮票”。而当“回城风”猛袭兵团的时候，又无情地拆散了许许多多的恋人、夫妻。1979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大返城期间，甚至发生了回城知识青年弃婴的事情。邓贤在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里，记述了其中几个悲惨的小故事。兵团知识青年的爱情和婚姻，用曲折和苦涩来形容，绝不过分。
七、病伤的困扰
生活节奏紧张，长期缺乏营养，繁重的劳动，混乱的管理，是导致疾病流行和工伤事故屡发的主要因素。经过生产建设兵团多年的磨练后，许多人带病或带伤，身体状况欠佳。1978年5月云南知青办的《情况反映》中关于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身体状况的报告，虽然是晚了些，仍足以作为代表：“上海知青慰问团在我省农场部分连队进行卫生健康调查。调查结果，知青健康状况普遍较差。例如勐捧农场八分场五队，现有上海知青64人，验血结果，贫血者达43人，约占70%。血色素男性平均9克，女性平均8克，最低只有5克。另外，知青几乎100%患有胃病、风湿关节炎、肝肿大和营养不良等多种疾病。”
情况确实如此。各兵团最普遍的内科疾病是消化系统病症：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甚至胃穿孔，这是由营养不良、生活不规律等因素造成的。呼吸道疾病也是常见病症：气管炎、肺炎等，恶劣的劳动环境和过度的饮酒、吸烟是主要的病因，有些工业连队甚至出现了早期矽肺的患者。此外，还有肾炎、肝病等病症。至于一般的感冒发烧，在人们眼中不算什么病，抗一下就过去了，最多是歇几天。最普遍的妇科疾病是月经不调、痛经，潮湿、阴暗的住房和持续不断的水中作业，是导致妇女病的主因。最常见的外科疾病是骨伤、劳损和关节炎、骨质增生，超强度劳动和工伤事故，造成了这些不流血和流血的内伤与外伤，至于碰个口子，蹭破点皮，出点血，或者砸伤手指、脚趾，更是司空见惯。
我们不妨举出大批人患病的实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六团的一个连队，在严冬季节连轴转，加班脱粒，不久就病倒了一大批人。“患病的知青蜷缩在被窝里，咳嗽声此起彼伏，受寒感冒的，扁桃腺发炎的，引起气管炎、肺炎的。有的冻伤了面部或脚趾，有的尘埃过敏，浑身泛起荨麻疹，还有的引起肠炎、腹痛腹泻”。指挥会战的连长，也是发烧带咳嗽。
与到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相比，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医疗条件确实要好得多。每一个连队几乎都有卫生室，有医生（军医或所谓的“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团场有卫生队或医院，至于师和兵团级的医院，医疗设备和医生的配置，甚至优于中小城镇的医院。以黑龙江兵团为例，1969年兵团在哈尔滨王岗建立兵团医院，编制床位500张，工作人员570人，随即相继成立各师医院，一师医院1969年建成，床位400张；二师医院由汤原医院改名，床位400张；三师医院1973年建成，床位500张；4师医院由裴德医院改名，床位400张；五师医院由九三农垦局医院改名，床位400张；六师医院1970年建成，床位300张。各团卫生队均由原农场医院改名，各连队设卫生室。到1975年末，黑龙江兵团共计有团卫生队74个，各类卫生所2532个，病床7712张，医疗、卫生人员16437人。1972年，云南省将上海下放的两个医院交给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分别设在一师和三师，使云南兵团的医院增至12所，卫生队149个，病床1600张，卫生员达4530人。广州兵团师以上医院有7所，全兵团专职医疗人员1.01万人，其中医生562人，医士2580人，护士6781人。
正因为各生产建设兵团有较好的医疗条件，急重病人才能大多得到迅速治疗，不致于丧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九团的一个知青，打蒲草时镰刀砍在脚上，流血不止。连里的军医不慌不忙地为他缝合了伤口。当时连队一无电话，二无卡车，距师部医院四五十里路，如果没有这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军医，很可能因失血太多造成当事人的死亡。内蒙古兵团某团的一个卫生员，面对一位女知青的开放性骨折，采取了紧急止血措施，并立刻组织人把伤者送往团部卫生所。伤者后来又被转送到师部医院，继而回北京住院治疗，终于痊愈返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二团的卫生队，曾挽救了一个因救火而全身烧伤面积30%的女知青的生命。黑龙江兵团十九团，康拜因把一个人的腿卷断，在场的人马上做了止血处理，并用拖拉机送往团部医院，团里闻讯后又派汽车来接。因送得及时，又有兵团战士们献血，此人虽高位截肢，但保住了生命。
兵团驻地附近的老乡，也能从兵团的医疗系统中得到些好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六连的卫生员，在一个大风之夜使一名难产的蒙古牧民脱险，母子平安；二师十二团五连的卫生员，不但治好了附近农村的小孩腹泻，还治好了左肩脱臼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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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的卫生员，大多是经过短期培训后即背上了药箱，完全靠自己的摸索给人看病治伤。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五团的卫生员朱丹写道：“到连队不久，我就被连队领导派作卫生员到团部卫生队集训3个月。3个月的培训跟我后来在医学院校接受的正规教育相比，真是原始极了。各连队来的卫生员围坐在乒乓桌旁，每人手捧一本书，由一位从医专毕业的医生，按顺序从头到尾把书念一遍，讲一讲，没有感性认识，也没有具体实践。就这样讲完一本再换一本，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依次念完讲完。3个月眨眼功夫，我就算是出师了。回到了连队，开始行使连队卫生员的职责。”
但是对于慢性病，医院的功能只能是给药、住院治疗和开病假条、营养证明，而且多半治不好，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因病死亡的例子并不鲜见。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例，1968—1972年，病死知识青年达102人，另因医疗事故死亡知青3人。五十二团的一个上海女知青，因长期睡冷炕，大便出血，且不肯休息，最终死于直肠癌。三团的一个女知青，死于“出血热”（一种鼠疫），年仅18岁。五十五团一位知青胃出血，抬到医院急救，需要献血。一个献了血的知青，后来又日夜看护病人，不久突然死于心肌梗塞。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个19岁的北京知青，死于不治之症。1972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瘴气”肆虐，5个知识青年相继死于“脑型”疟疾。
艰苦的劳动和恶劣的条件，往往使人们喘不过气来，休息的欲望与日俱增：
女知青也略有喘息机会。我曾读到一页文件，它是从人道主义的或是卫生劳保角度规定的，大意是说，妇女经期可以给3天例假，不下水田，但应从事其他劳动。
开初，有人羞涩，不敢说自己来了那个，但是后来，在繁重的活路压力下，羞涩宛如一道薄薄的轻纱被撕破。越来越多的人申请例假，班长排长来叫上工，每每有人直言不讳地说：“我来例假。”
男知青好羡幕，心里也有了牢骚，就在连长面前说：“我也要请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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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炎热的夏天又来了，你知道吗？炎热的夏天来临意味着大战红五月红六月开始。每天强劳动在10小时以上，全身疼得恼火，人像要死了一样。妈妈，我多么想害一场病啊，好好生生睡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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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为了能休息几天而装点病，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人们还颇有些羡慕那些休病假的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的陈翔军，有这样一段回忆：
伤筋动骨、生疮害病是人生的不幸。然而当年我们连队的知青们却不这样看。谁要是生了病，虽然仍去问候一番，以示关心，但骨子里却认为他娃划得来，可以在家要病假，免去其他种种痛苦。即使得了大病，只要不丢掉性命，也被看成是得失相当的事。相反，为自己伤口不发炎化脓，病快好了而愁眉苦脸、耿耿于怀的却大有人在……其中不少病号有诈。就我所知，我们连就有在胳肢窝下夹热毛巾量体温的，有在小便中放入红颜料冒充血尿的，有用高锰酸钾与维C配制药水涂改病情证明的，甚至还有人硬要把苍蝇、蚊子、臭虫往自己伤口上放，寄希望于灌脓生蛆的。大家如此劳神费力无非是想找个借口获得片刻的安歇。
然而最有魅力的还是要工伤。工伤是“功臣”，不扣工资，耍得心安理得。那时连上有个不成文规定，大家都背熟了“小蜂子耍3天，大蜂子耍7天，铲掉脚指甲半个月”……
在生产建设兵团得了重病或残废的知识青年，会很快被兵团退回城市。这似乎是一种解脱，但实际上是另一种痛苦的开始。无怪有人这样说：“我们还以为为革命献出身体是一种很高尚的行为，应该受人尊敬。结果很严历，既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么如果有一天这本钱不给你脸了，你还能用什么来证明自己是'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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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卫民，男，1952年10月生于北京，1969年5月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84年12月中央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何岚，女，1952年12月生于上海，1969年9月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82年9月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为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讲师，1995年4月病逝。
选自：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来源：黄均幸 道勒七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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